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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北京文化(wénhuà)通志·西山永定河卷》 鞠熙 著 北京出版社
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内山灵水秀、人杰地灵,有着非常丰富(fēngfù)的(de)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,它们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。但在写作方式上,本书不囿于文化事项的边界,也不着重介绍(jièshào)某项具体遗产的来龙去脉,而是(shì)从更宏观的视野出发,把长时间段的历史传承(chuánchéng)与文化变迁放在它所处的山水环境中,着力勾勒大时代洪流中的小人物生活方式与他们的精神思想史。既有山川自然之(zhī)风土,亦有社会整体之民俗(mínsú),简言之,是一次“风俗史”的写作尝试。
第一章“天下之中”讲地理。站在整个东亚大(dà)陆来看,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勾勒出地理板块上第二级台阶与东部大平原的(de)交界线,东北到西南一线基本与400毫米等降雨线和胡焕庸线重合,扆山带海,是(shì)海洋交汇大陆的通道。几种不同文明(wénmíng)在这里(zhèlǐ)汇通,这使得一个多民族的巨大中国(zhōngguó)必然会将这里视为“中”点。事实上,所有(suǒyǒu)定都(dìngdū)北京的政权,无论其主导者是女真、蒙古、汉人还是满旗,都从未放弃过“天下大同”的理想,这既是“大中国”得以(déyǐ)成立(chénglì)的基础,也是西山脚下皇家园林的精神追求。从太行山下的小中国,到汇同夷夏的大中国,再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任的新中国,地理与自然所提供的框架,在西山永定河激荡出千古历史的高歌。
第二章“砺山带河”讲战争。地理格局造成了文明的冲突与交融(jiāoróng),西山永定河正处于这一历史洪流的中(zhōng)心,自然也就(jiù)承受了更多的激荡和碰撞,甚至是长期(chángqī)惨烈(cǎnliè)的战争冲突。战争不仅为北京造就了幽州骑射、山后八军等历史中的英名,也留下了从(cóng)长城脚下到拒马河边(biān)大量的战场遗迹。与大房山南簏久为都城不同,自圣水(今大石河)往北,山高险峻、水旱时兴,地无敷土、石多水尽,屯兵戍守和战争移民(yímín)所带来(dàilái)的大量人口是早期山区开发的主要动力。战争从根本上塑造了西山永定河的文化底色,这不仅体现在各种口头传统、民间文艺和生产生活方式中,也体现在性别关系、女性历史乃至当下节庆仪式之中。
第三章“大禹治水”讲水利。永定河是北京当之无愧的母亲河,也(yě)是历史上有名的“浑河”“无定河”。北京地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带,降水季节(jìjié)分配高度不均(bùjūn),全年降水的80%分布在(zài)7、8两个月,这造成西山永定河地区的干旱与水灾几乎长年不断(bùduàn)。治河为王朝首工,抗旱(kànghàn)亦生民常态,遍布各处的龙王庙正是这种人-水关系的具象表达。透过(tòuguò)这些形形色色的龙王爷(lóngwángyé)以及千奇百怪的龙王故事,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人与水的多样关系,以及为了(le)适应这种人-水关系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与集体精神。生于忧患、死于安乐,西山永定河地区不算那么优越的水文条件,在考验人类意志与智慧(zhìhuì)的同时,也教会了人们团结、协作与勇气。
第四章“耕樵栗园”讲耕作。西山(xīshān)如皇居之右胁延展而南,“磅礴数千里,林麓苍黝,溪涧镂错,其中物产甚饶,古称神皋隩区也”。千百年来普通(pǔtōng)民众在山河之间耕种蕃育,才创造出今日所见的(de)丰富(fēngfù)物产与多样景观。西山之中、永定河畔,我们最早能找到的农作物是粟黍,早在距今一万年前左右,东胡林人很可能已经开始在清水(qīngshuǐ)河畔耕种粟黍,并由此形成(xíngchéng)一种半(bàn)定居的生活方式。至今西山永定河区域内仍主要以粟、黍、高粱、玉米等(děng)旱作作物为(wèi)主要种植(zhòngzhí)对象,只在海淀、胡良河上游、昌平白浮泉这些泉水丰盈、地热资源丰富的地方有水稻种植。在更难开发的高山上,枣栗成为主要作物。而帝京繁华都会,也在近郊膏腴之处催生出精巧的莳花弄蔬技艺。多样的耕作不仅创造出丰富的物产,也渲染出山河之中民俗文化的主色调(zhǔsèdiào)。
第五章“白石乌金”讲矿产(kuàngchǎn)。中国以农为本,但西山少有良田,反而是“五代同堂”的(de)地层构造,为居住于此的人民备好了地底的馈赠(kuìzèng)。北京很早就以美玉“燕石(yànshí)”而闻名,房山汉白玉历来是皇室宫殿的御用品。辽代以后,官办采石地集中在大石窝,围绕白石的生产运输所形成的小社会,直到21世纪初封山令后方戛然而止。另一种帝王御用的矿业制品是琉璃(liúlí),至少从元代开始,琉璃渠村已有(yǐyǒu)官办琉璃窑。这种原本来自西域的建材,在西山永定河海纳百川的气度(qìdù)(qìdù)中,最终被凝练成中国民族建筑的显著标志。与帝王气度的燕石、琉璃相比(xiāngbǐ),煤炭则更贴近于普通人生活的满面尘灰烟火色。
第六章“洞天福地”讲灵气。西山之内有多处洞天福地,它们不仅历来被认为是(shì)灵气汇聚之所(suǒ),也是帝王求雨、寻仙访道和采药炼丹的仙境。燕齐地区是道教信仰(xìnyǎng)的发源地(fāyuándì),北京西山一带也位于早期神仙信仰的核心区域内。尤其是大房山,很早就被视为神仙往来居住(jūzhù)的避世(bìshì)仙境。一代又一代的隐者道士入山修行,这并非只是文学想象,而是战火灾祸延绵纷扰的时代中人们常见的选择。那峰峦叠嶂的西山群山,和平时可能是阻绝交通的屏障,乱世中反而是避祸(bìhuò)的桃花源。也许是西山永定河的文化(wénhuà)品格使然,避世之人采药、讲学(jiǎngxué)、著书、访仙,遨游于天地山川之间(zhījiān),却往往兼具心系天下众生的责任感。孔水洞内刻经雕像、白带山上石室藏经、遍访洞天为民祈雨,历代进山访道的人们,不仅为这片土地注入(zhùrù)了(le)超越性的文化品格,同时也借神仙之名,为我们今天留下了自然与文化的宝贵遗产。
第七章“西方乐土”讲宗教。西山多寺,历来(lìlái)为文人所称道,其中又尤以佛寺为最。汉末时佛教僧人开始进入京西山区,他们中有些接管了(le)汉末世家大族留下的(de)基业,有的则开始在山中勉力(miǎnlì)经营,到隋唐(suítáng)时期僧人已对当地社会拥有强大的号召力和组织力。佛寺结千人之社、聚千人之心,成为地方社会和皇权之间的中介,这在唐代(tángdài)幽州已见端倪,也为以后历代佛教发展绘制了背景。辽金时期,佛寺逐渐成为山区村落社会的中心。除此之外,来自草原的政权(zhèngquán)也借助佛教的世界性,构建起跨区域(qūyù)、跨民族、跨国界的庞大网络。
第八章“社邑(shèyì)香会”讲(jiǎng)庙会。庙会在寺庙中(zhōng)进行,但大多无关僧道(sēngdào),千百万普通民众才是主角。如果我们将发生在寺庙中的(de)群体性、年度性节庆仪式都视为庙会的话,那么西山永定河地区的各类庙会常常与社会组织规模有关,根据其层级关系可以分为三种:单村之会、联村走会与众村朝山。而妙峰山,则是由北京市民、商人、学者(xuézhě)们层垒而成的金顶。
第九章“万千生灵”讲自然。北京既是多样文明(wénmíng)交融发展的(de)典范,也是全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,万千生灵与千万人民(rénmín)一起,在山河大地上历经漫长岁月而生生不息。这种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的状态,当然首先得益于(déyìyú)山河互构所形成的多样性地理环境,但长期以来北京作为王朝国家的都城,中华文明以灵台囿沼和鱼藻之乐为最高理想的政治意识形态,也是造成(zàochéng)生态平衡与环境友好的重要原因(yuányīn)。
作为一以贯之的主旨,本书的写作(xiězuò)立场可以(kěyǐ)用以下八个字来概括:山河永固,人民万岁。
(作者(zuòzhě)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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